《小社会第一卷》创作谈:我们的戏

草台班成员,2009年

包围城市的宣泄
口述:王宇雁 采访整理:包雯璐
我在创作中由工作坊的一些即兴演出引发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从小生活在农村的环境里,印象比较深的是表姐卖彩票的地方和那些前来买彩票的人的一些表现。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都会很大声说话,环境也很吵,当然也有愤怒和开心的时候。当把这些元素提炼到作品的时候,其实有意无意添加了更多自己的情绪体验,想表达人内心挣扎的一种发泄状态。这种情绪有观察对象的,也有我自己情绪的一种宣泄。其实每个人都有内心挣扎,压抑的一面,只是有些人会发泄出来,有些人会把这种情绪藏起来。
我是第一次上台演出,首演时还是会紧张,观众多了,要保证自己在无杂念的状态是一个挑战。作品在创作中,也慢慢加入了其他演员的角色,他们的表演的状态和我完全不同,但其实对我并没有影响。我也在慢慢学会在台上关注其他人,在表演过程中注意到他们以及自己与台上众人的关系。关于戏的语言方面,我觉得观众听得懂,听不懂不是关键,我更多的还是想传达人的状态。

关于〈春天的故事〉
疯子
〈春天的故事〉是我基于对一位女性性工作者的逐步了解的过程中带给我的诸多感受和思考点,创作出的单人作品。她很年轻,91年出生的湖南人,老家在长沙边上一个小村子里头,家境不算富裕但还是让她上到了初中。她也是个贪玩的小孩,在老家的时候偶尔也会去上网,打游戏,也会进城去酒吧里玩,很能喝酒。后来母亲病重,老哥要结婚盖房,她一个老乡说可以带她出来打工挣钱。其实她也知道出来后会做什么,我有次问她说:改革开放带给你们村子和老乡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她说她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但是她们村里头主要出去打工的都是女性,而且基本上都是做那个工作的(指性工作者)。就如同她被她的老乡带出来一样,其他的女性也是这么走上了打工之路,她们互相介绍互相引荐,慢慢就形成了村里的“打工特色”。其实是这一点让我想起了歌颂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那首歌,和其中生机勃勃的旋律。
她到了上海以后,是在长宁区的一家夜总会做,起初是不出台的,陪客人喝喝酒唱唱歌玩玩筛子之类的游戏。也有客人喜欢她约她出去玩,去逛街什么的,送她礼物,有一部分到现在还会时不时地和她联系。后来过了大约3个月左右,她也开始出台了,据说基本上每一个小妹(她们对自己的称呼)都是这样子适应过来的。毕竟收入上要相差很多,她觉得硬着头皮也就这么接受了,比想象中的好一些。也偶尔会遇到一些变态,她说最过分的是有一次一边做的时候一边逼她吃东西,饼干啊,香肠啊,逼着她咽!但一般的客人还好,不太会欺负她。有时候还有一些国外的客人,我有问过怎么交流,她说一点障碍都没有,比划下就都知道了,国外的客人收费可以稍贵一点。
她在上海的生活就都是以工作为重心了,现在很久不上网,不去酒吧,很偶尔的逛街,买便宜又看起来性感的衣服,亮闪闪的,紧身的。裙子要很短的那些。没事的时候看看无聊的电视剧和老乡们聊聊天。说老板对她还不错,老哥已经把婚结了,母亲的病还继续拖着。其实她是个挺乐观挺开朗的人,会因为一些小事而高兴,虽然打扮成熟,其实一眼就看出还是一个小孩。平时话也不少,也会捣捣蛋,很能笑,会很开心地和我讲以前上学时的事情,她喜欢的男生,她跟她男朋友分手,她们去酒吧怎么跳舞怎么疯,甚至还讲到过她的摔跤史。但是一旦话题涉及到将来,男人,结婚之类的问题,她的眼神就会突然变得很阴郁,人也会很沉默。她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没有来过这种地方(指夜总会),所以她不要结婚,不要跟男人一起过。我和她认识就是因为那时我在某公司做销售,带台湾的客户去夜总会消费。虽然我没有直接消费她,但由于我工作需要的缘故,我间接的伤害了她,破坏了她对世界原本的美好认知,而且还是持续性的。看起来好像我和她的生活全无关系,但其实我们在不经意间做的一件自己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里头,会让他人背负沉重的东西,同样的事物在不同人身上的分量和改变是不同的。
最后的呈现其实我并不是演她,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演一个女性性工作者,因为这样的模仿是没有意义的。我所演的,是我对于她整个人的感受,这里面有道不明的诸多复杂的情绪和情感。有一次在最后一幕大家说自己作品的时候,我说了她的名字:她叫露露,是我的朋友。是因为我觉得当我说我是疯子XX的时候,我如何能够忘记她?!

第四个乞丐—〈我和你〉创作随想
侯晴晖
在最肤浅的层面上,我大概可以说:很多年前我演过或者当过一回乞丐。大四时,有个夏天晚上,我装扮成乞丐,然后走出宿舍去乞讨。前后大约半小时,我在校园里讨来三毛二(食堂一块大排五毛),也讨来了一把大扫帚的横扫。我就想:凡做乞丐的,一定都是乐观主义者——相信人性善良。而我不是——我只能坚持半小时。
我今生记住的第一个乞丐——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乞丐吗?我永远无法回答了,但我肯定那时乞丐非常少——是我当小学生时。我还能肯定那天没下雨。那一刻我在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妈妈在挂号,夹竹桃红红白白开着,我在边上等着,很快我就可以进去打针就不会难受了。这时,一个灰蒙蒙的老头,拿着一个搪瓷牙缸——就像他一样,破烂肮脏——伸向排队的人们。
奇怪得很,那一刻成为我人生的第一次震惊,至今凝固并活动在我的记忆里。现在能想到的原因是:当时我已经知道乞丐(或者讨饭的)这个概念,大概是从《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一类电影以及小人书里。那是坏资本主义的事情,比如南朝鲜比如台湾,那儿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到处都是讨饭的,那儿黑乎乎灰蒙蒙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的是红彤彤金灿灿的。可是这个老头出现在我眼前了!我小时是那样儿的:凡是我觉得不好的事都不会去问大人,因为我怕大人骂我。这个讨饭老头就是不好的事,非常不好。所以我没有去问母亲,而是一直把这事儿憋在肚子里啦。
大二时去湘西写生。那时真快乐。看到的都是美景,连破茅房都很入画。遇到的都是好人。有一天全班十几个人进了一位苗族妇女家。她烧的午饭很好吃,老师付饭钱,她觉得太多,坚持只收十块。饭后我们问到苗族服装,她从一只大箱子最底下,取出一套镶花边蓝布衣裤,还有黑包头布,银项圈,说是她已出嫁女儿的。我想穿上拍照,她十分高兴,还仔仔细细帮我盘好头发穿戴好。我一身苗族姑娘打扮倚在她家房门口,拍了张保留至今的照片。
我在这个世界里再次与一位苗族妇女近在咫尺,是21世纪初的某一天,上海,从外环拐入延安路的道口,我开车正排队。她出现了。她穿一身镶花边蓝布衣裤,黑布包头,没有银项圈。她手里拿着个破烂的搪瓷牙缸,向一辆一辆车,乞讨过来。她很矮她肯定不是那个在家里热情招待我的苗族女人!但,她多么像她啊!论年纪也差不多吧????该死的红灯!在她走到我这儿之前,赶紧变绿吧!而那灯,果真绿了,我开走了。
我不认识她,但竟老觉得这是一次重逢,尽管我讨厌这种感觉!并且我发现,正是从那次“重逢”开始,只要我一出门,几乎总会遇到乞丐。后来有好些乞丐我都十分眼熟,他们简直像是那些路口的地标。也不晓得他们觉得我面熟否。反正,自她之后,我认为不会再有哪个乞丐能令我震惊了。
这次搞单人创作,一开始主题或说方向就定在社会地位低下者,要求上街收集素材。我顺手就拿家附近菜市场那个乞丐作了原型。他几乎总在那儿,要么在街对面农工商超市门口,方圆一百米内。都一、两年了吧?还是两、三年?谁知道呢。如果不是要搞作品,我已经不会注意他了。随着创作的深入,我不得不对他一次次偷偷加以短暂观察。我很快明白:我怎么也不会像他的,我也无意于把一个乞丐演出来。于是这作品的用意就脱开表现原型本身,而转为我对自己和乞丐关系的思考—这应该是我想表达的。
然而,我真的想么?我后来很意外的是:这个创作越来越让我难受,直令我胡思乱想;比如某日想到切·格瓦拉,就觉得自己与他背道而驰,每一次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身离去;再想到特蕾莎修女,那我简直无地自容!最甚者,是这创作导致某日我竟然写了一首诗。
在第一次演出了《我和你》的第二天,我经过他身边时想:如果他看到我的演出,会怎样?忽然一种强烈的荒谬感漫过我的全身????我难以说清。那一刻我想:我再也不演这个所谓的“作品”了!
但我还是想说清些什么,就像我还将演出这个《我和你》。呵,这也许证明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暂时是。那我就再乐观一下,把我那诗献给我此文中提到的四个乞丐并且以为他们会接受—如果这也算诗的话:
咣当—
我一块钱的同情
在你的搪瓷缸里
刺耳地清脆着
戛然而止
十块百块千块是不是
让恻隐之心
增加十倍百倍千倍的重量
咣当
你在这儿干吗—
远在现在过去的拐点之上
你早已让那个忧郁的诗人
鲜花怒放。
2009-5-15  沪上

生活不该是这样的
文字:范昊如 采访整理:包雯璐
很好很强大;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很恒很源祥;很假很坦白;很红很爆发;很色很无耻;很乐很OPEN;很低很无助;很爽很摇滚;很丑很封建;很小很强大;很累很混蛋;很富很逍遥;很贵很无奈????“小社会”就真实的存在于我们身边,时时刻刻上演着许多有关于生存差距、情感危机和地位高低的故事。当我开始观察、思考这些自己身边的故事时,我发现自己离那种傻吃、傻喝、傻乐的状态越来越远了。
我这次的演出,表演的是我的伯伯。通过戏剧的形式来表达感情,思考问题,这对我而言是很新鲜的。在创作中,我努力体会并分担着伯伯无助的感受,某些重现的片段甚至让我觉得伯伯好像没有死,仍坐在那儿,还能见到他。因为他的残疾,因为各种各样经济上的原因,使得他处在社会最底层。同时,在这个以金钱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下,甚至是亲情也经受不住考验。那些对伯伯漠不关心的亲人,明知道这样的冷漠很残忍,但已经麻木了。
我想通过戏剧带给观众的不只是伯伯的生平,更希望引起更多的思考。伯伯的一生如果真能重新得来过,那么在当下的社会会有改变么?会有怎样的改变?细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生活就是“伯伯”的状态,他们活得很艰难,活得很麻木,活得很无助。
伯伯的一生很孤独、很无助,他虽然是残疾人,但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

那串“鞋”子及其它
庾凯
开始时候,我在台上擦一只旧皮鞋;然后,把那串鞋挂在高高的折叠梯子上,直到我够不着的高度;又然后,鞋成了游戏的各种工具,它们是:拳击手套、保龄球、挂钟上的时间,直到我拖着这一串有些份量的鞋在台上或沉重或骄傲地走着,戏成型了。
和鞋的关系每天都会发生,每天又都视而不见。有个很老又无比贴切的比方:婚姻就像鞋子,舒不舒服只有穿的人自己最清楚。人和鞋的关系似乎更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人我们天天看见却又天天视而不见。比如每天从家经过地铁站到要去的地方,总会看见一些似乎和我们的日常没有太多关系的人:擦鞋摊子上的人、乞讨的人、摆地摊的人,他们把地铁站旁边的天桥变成一个热闹的集市,他们总是被城管追得到处逃窜—然而,他们的喧嚷和他们的逃窜与那些天天路过的白领们、和我们到底有多少关系?
很少穿皮鞋的我那天去了擦鞋摊,和擦鞋的女人聊了一会儿。她从安徽来,老公做小生意,小孩也在上海上小学了。在上海做事比以前在老家种地收入多,逢年过节的才回去几天。她一边忙一边和我聊,手脚依然麻利,不时抬头脸上有着知足。她告诉我天桥上生意还不错,这个点她都呆了四年了。我应着,努力回忆自己来来往往在这天桥上多少回,究竟注意过她几次。城管呢?她说,那时候就跑呗,反正这片人大家都知道。鞋擦亮了,她的右手手套食指特意开了个洞,指头方便涂鞋油。还想多聊一些,但是她手脚麻利,又开始接待下一个客人了。
那段不长的聊天其实也就略知道了她们生活皮毛之上的几根毛而已,有些问题她其实也不太愿意和一个陌生人具体说的,就用沉默做了省略号。我们总是觉得他们辛苦,他们的社会地位低,所以他们应该有那么点苦大仇深的意思,而不会像我们聊天时候她表现出来的满足,不会像电影《高兴》里的人那样高兴。然而,就因为一直在角落里被挤迫着,那些小梦想一旦在夹缝里面得以实现,他们的幸福感来得也更加实在更加快吧。
〈鞋〉这个作品的成型过程是我演戏以来最困惑的一次,我最困惑的是和那些在底层生活着的人们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去表现他们?又怎么能够准确地去表现他们?自己的经历其实基本局限在某个阶层间,对于处在和自己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究竟了解多少呢?那种隔阂好像也很难突破,如果你不能真正融入他们的生活之中。于是你也无从对别人的生活指手划脚,我只能从对于那些不同阶层的生活的观察、关注之中,发现自己的局限,发现生活中平时经常被忽视的那些阶层的人们,进而思考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存在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和赵川聊过经常在地铁上对着对面座位的一排鞋子想象,每双鞋子都有自己的表情,那应该也和穿着这鞋的人的身份和经历有联系,甚至由此去猜测那鞋的主人的面貌、表情和身份—这也是地铁上自己的一个小游戏。再想下去,那这些人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虽则他们如今是彼此陌生、彼此熟视无睹的。除了我们的疏忽之外,这似乎成为一个社会集体对他们生活的失焦。也许可以通过这次做《小社会》的过程提醒平时的盲点,对于主流媒体所关注的焦点起到某种程度的调试作用,这有些像是我们配眼镜的过程,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们的眼睛知道。至于这作用到了观众那里会如何,还是希望我能用戏剧的形式表达的更好些吧,这样也许自己能够从过程中得到些感悟,也许能够和观众达成某种沟通。

我的弯路
吴梦
在创作最初的阶段,我们每周要交的功课是观察“社会地位低下”和“社会地位高”的人,以及为什么你认为他的社会地位高或者低,以何为判别的依据?一周一周做下来,大家好像对社会地位高者的表演都有些刻板印象,说是接触不到,对社会地位偏低的族群从观察和表演上更来得自然真实。我也是这样。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户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一个人的“身份”,也就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举别人的例子,也是千千万万,而我在幼儿园时其实就已经碰到了“户口”问题。记得有一天,老师突然对我说,你是农村户口,让你家长来一趟,明天就不要来上学了。我急的当场大哭。后来才知道这里面闹了误会,而我们班有几个小朋友也就此消失不见了。妈妈是知青。我成年后,顶替她的户口回了上海。有了这个户口,其实在很多地方还是占有一定的有利资源。有时候想起妈妈从年轻到现在一路走来的日子,再想想自己,会觉得就像是吃了人血馒头一样,嘴里苦苦的。
在观察“社会地位低下者”时,除了看到各种不同的苦难外,我眼前浮现的总是一组群像。他们的生活并不一定富裕,却整天提着一股劲操劳着。他们印刻着年轮的脸上总是笑着,很多艰难已经被深深的埋在心底。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自己的信仰,也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可以带他走向另外的一种幸福生活的道路。我的妈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人,她就在我身边,离我很近。
当很多人的创作越来越有进展的时候,我却被一些问题卡了壳。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和我所表演对象的关系。这当然也和草台班成员的身份和一贯倡导的一些思路有关。我和草台班的大多数成员一样,在接触草台班前几乎都未受过戏剧专业训练,让我愿意在这里的原因,不是因为想演戏,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通过慢慢的训练,我们可以在舞台上说自己想说的话,把以往被抑制的权力抢夺回来。特别在单人创作的环节中,我们总是从反思自己的生活开始。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用行动去表现,才能更大范围的去感染其他人。很多看草台班戏的朋友,喜欢我们,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看到在台上的人,这些演员,是真实的,有真实的身体,真实的想法,很多时候能启发到他们的生活。我所想的“我和我所观察对象的关系”不是指我为什么要去表演他们,去做了这件事其实就已经在发生关系了。我困惑的是,如何去呈现这样的关联。
“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种单一的群体,他们会哭会笑,有血有肉。我也特别不愿意去单纯模仿外部,而想把我观察到的人群的内心世界,用更加形式化的方式去展现。用一种单纯的行动力去表达。这些东西用话描述出来挺抽象的,但我希望最后呈现的结果又是大部分人能够看懂的。这样做好像挺难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走弯路,但我挺想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