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社会第二卷》的感性与疏漏

任明,2011年3月1日

也许是两岸三地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一个显现,在近4个月的时间里,连我这样一个并非戏剧圈中的人竟然也接连在上海看了分别来自台湾、香港、上海的三场演出。其中有两场是在上海渐成小剧场演出、排练基地的下河迷仓看的。同一个场地,不一样的演出团体与演出剧目,看后心中不禁生出几分感慨来。
在下河迷仓演出的这两出戏分别是2010年9月中旬演出的、来自台北的“晓剧场”所带来的《十岁》,以及12月中旬刚在下河迷仓进行了首场演出的上海民间戏剧团体“草台班”的《小社会2》。
《小社会2》是沿续草台班去年的作品《小社会》而再度集体创作的作品。诚如导演所说,“小社会”这个主题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他们也计划就这个主题一直创作下去。然而,当作品的第2部出炉以后,他已经感觉再继续下去似乎很困难了——在当晚演出结束的交流会上,赵川坦白地这样说。
确实,“小社会”虽然是一个谦卑如恒河沙数、俯拾即来的“命题”,然而,如果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进行“抽象”的话,也许就会有一种令人摇头叹息的“简单”,这一次,在《小社会2》中,我们为什么认为当下这个社会是“存在问题”的,原因就被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
因为我们虽然被教育要相信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而且我们也确实愿意相信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美好的未来——然而我们却已经陷在资本主义的泥潭里寸步难行。
就像是癌细胞,虽然健康的人体内也存在癌细胞——或者叫“原癌基因”——但他/她健康的肌体总能保护这些细胞在一种健康、无害的状态,使其不致于肆虐,也不至于发生突变。
然而资本主义在中国、在整个世界的状态已经不再是健康的。
演出中有一个读药品说明的情节。演出者边读边惨笑,“这些吃了会眼瞎、肚子痛、抽筋的药为什么要吃啊?”答案当然是“要治病”。
如果是为了“治病”而要吃下“资本主义的药”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应该警告自己,不能吃得太多,要警惕药物的副作用。
或者,在权衡轻重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不吃。
不过,历史往往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在知道吃药的“副作用”以后,我们要限制自己吃下去的数量,并且,不能将这药当作救命灵丹,深信不疑。
因为世间并不全是生命垂危般的急切,有时你可以选择,有时你可以拒绝。
在《小社会2》中吃力地扮演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庾凯在创作笔记中写到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安定感”,“价值观念的单一——除了钱似乎没别的了,道德观念的混乱——放纵的欲望成了炫耀的资本,创造力缺失却以为所欲为作为一种先锋姿态;身份的纠结——你被这个制度所压制剥削,但是深究起来你同时也很可能是这个制度的帮凶(就像昨天提到的保安一职),最终是理想的贫血,以及对未来的绝望或者干脆抛弃‘未来’。”
文笔的犀利令我心醉——以及更多的黯然神伤。
明白了,又该做些什么?
很多共产党员,并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这是《小社会2》一个近乎戏谑的引子。“草台班”中唯一的党员刘念承认,是的,他没有读过。
而且他现在做的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协助老板炒员工鱿鱼的事。
这让他感觉荒诞。而荒诞也是这部戏的基调。或者说不是基调,而是一种呈现手法。
父亲得了白血病,医院给开出的药医院里竟然没有,只能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以高价购买;“穷二代”女打工者在工厂重复着机械劳动,她最甜美的梦就是自己摆脱这一劳动,让别人来替自己打工;女共产党员似乎已经精神失常,她到处写大字报表达自己对当今社会的抗议,然而已没有人在乎她的抗议。孔武有力、营养丰富的下一代轻易就能将其带走,场面并非暴力,而是有着一种肉体接触的亲切意味。
都是自己人,不是吗?
都是自己人,然而我们看到说上海话的“儿子”对父亲的病的无奈、对医院医疗体系的不解与嘲讽、对刚出生的孩子的戏谑的听天由命。在这个城市,无论如何,他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与延续。而说四川话(湖北话?)的“打工妹”,脑海里无时无刻充斥的则是工厂里对自己的压迫、无处居住的困窘、在梦想中挣扎的艰难。那是一个流落异乡、享受不到天伦之乐,却期待有着一日“挣了钱带着父母到美国”的梦。
两个女孩在拉杆行李箱上试图站立着向远方望去的姿态,我觉得是《小社会2》中最动人的一个意象,它不诉诸言语,却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我看来,《小社会2》中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些能够直接与观众沟通、承载了复杂的内涵、但既不会令观众疑惑、也不会硬塞给观众的一些细节。
那个在演出中曾经不断出现的拍打行李箱的动作,在我看来,就有点令人难以消化。
它既没有水到渠成,也没有将情节及情绪带到更远的远方。
它只是演员一个僵硬的、表明这些箱子都是有“历史”的“表演”。
这些箱子的“历史性”,似乎是整场演出中一个不必要的因素。也许是我忽略了什么。
另外,庾凯的打扮与日常生活中的她并没有很大区别,并且如台上其余四位演员一样未经过化妆,因此很难令我相信她就是一个不能理解当下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年轻人在台上试图扮演一位年纪大的人时,“化妆”是使这一形象具有可信性、使观众“入戏”的第一要素,否则,大家对这一角色的理解就会停留在“她在试图扮演什么”这一层面,角色自身的意义就会被这种不断的游离感所打扰。
此次演出似乎也有着对交流对象的忽视。观众中并没有穷二代。友情出演的美国教授克里斯托弗的出场与表演都颇有韵味——他深情朗读着赵川手书的“给友人的信”,令《小社会2》中所涉及的时空范围更加宽广:来自一位资本主义国家人士的善意与劝诫、信心与希望,到底会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是否能理解并分享他的情感?我很遗憾这些信的内容没有在演出手册中出现,因为这些文字拓展了新的维度,令整出戏的意蕴更加丰富。
在医院里看望病人的那段录像令人印象深刻,纪录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最后岁月,还有着对其生命力的强调——通过后期加工,录像片中病人的血脉被用蚯蚓般的红线强调出来。这种细微而又显著的变化,指责着所有对病人的冷漠、忽视、草菅人命。
蚯蚓在蔓延,在空气中寻找它的方向。
你以为自己与躺在病床上的他是不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