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剧场”在上海

疯子XX,2010年6月20日,原址:http://www.cando360.com/ess/48925.html

2002年的12月3日,在摩洛哥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大会经投票决议:中国上海,获得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在筹划、准备、等待了八年之后,世博会终于徐徐拉开了大幕。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居民,对于世博、对于这八年来的种种感受历历在目;同时,作为一个戏剧创作者,我也想以我的角度,谈谈“世博剧场”中的戏事。
张献曾在数年前提出过“国家戏剧”一概念,这不是National Theatre的意思,而是指“某个地方的人以国家的名义组织起单一民族或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虚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将人民以国民的身份纳入无穷尽的公共仪式,剧场化人民的生存空间,戏剧化人民的生活,使单个的个人角色化,使社会两极化并纳入冲突结构,“国家”扮演超然的、类似神的角色(国家或以人的形象如英雄、领袖等出现)。每一个国家的成立,都是一个典型的戏剧的诞生,国家领土范围乃是国家戏剧的演出空间,而世界,正是以国家为单个角色上演‘世界戏剧’的空间。”而张献其人,正孜孜不倦地做着“国家戏剧”之下的个人的“反戏剧”。
如用张献的语境,世博正是一种形式的“国家戏剧”,世博会中呈现的所谓“秩序”与“文明”,正是这出戏所需的某种仪式。为了让世界看到这出戏的“美”,我们以一种“大跃进”的方式快速建设我们的城市,用几年了时间完成了他国数十年的巨变…当然,只是在城建的规模上。当我们热情欢迎全世界的有钱人来上海消费“中国人民很行”的成果,当我们寄托于科技乌托邦的幻想所带给我们关于未来的完美想象,当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高楼大厦所遮蔽的阴暗角落里的民生百态,世博这出戏对于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时候,嘴上说起来漂亮得很的“文明”与“自由”,往往意味着相反。想起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回忆一位长官拉扎尔.柯甘说过的话:“我相信,你本人是完全无辜的。但你是有教养的人,应当理解,这是在实行广泛的社会预防。”
顺便提一句,世博会被不少群众简称为SB会,又称傻逼会或傻逼汇。我真觉得某些时候,与其严肃反对,到不如调侃来得更为有趣。民间的创作力总在不经意间找到自己的对抗方式。
此次世博会极尽盛大之能事,老外连连感叹中国再一次把一个“国外二线”品牌当作世界名牌来对待。从当代艺术类来看,世博轴上陈列了诸多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不乏国际当代艺术圈中一线的大牌艺术家;戏剧演出方面,也引进了大量的团体和作品来沪;而其他的演出活动,如中西乐、舞蹈、各国的民族歌舞等等更是玲琅满目,据称共有一万多台。但相比整个世博会的盛世而言,文艺活动的比重要相对低很多,宣传力度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并没有借此机会更多地推广艺术、文化和戏剧的普及及发展。而且,相关项目负责人的专业态度也令人怀疑,比如给所有的雕塑盲目地加上白色基座,而不管是否合适作品本身,比如把文艺演出当作是彩车巡街一般,而没有真正当作是美好城市中密不可分的一环。有批评家称,世博的相关规划者,已经偷偷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概念简单曲解为旅游或世界微缩景观,而并未直面真正的主题。
以香港艺术家“出击”世博为例,共有20个项目共47场演艺节目及2个视觉艺术展览,“以‘创意、连系、活力’为主题,借由上海世博会的难得契机,向世界展示香港多元文化和创意产业的成就。这也是香港艺术家首次大规模携手赴外地举行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包括“香港中乐团、香港管弦乐团、香港小交响乐团、香港舞蹈团、香港芭蕾舞团、城市当代舞蹈团、香港八和会馆、非常林奕华、进念·二十面体、毛俊辉戏剧计划、非凡美乐、香港演艺学院校友会、香港歌剧院、一铺清唱、星期六爵士大乐队、香港儿童少年粤剧团、香港青年交响乐团等等。”等等。另有由上海市静安区的现代戏剧谷引进的香港爱丽丝剧场实验室的《卡夫卡的七个箱子》、香港影话戏的《独坐婚姻介绍所》和香港7A戏剧组的《想死》在世博园区之外的静安区的剧场里演出。据我所知,这三部刚演完的作品,给不少上海的戏剧爱好者和戏剧工作者们不小的惊喜。《卡夫卡的七个箱子》以非常生动、流畅、别出心裁的表演方式与舞台设计演绎了卡夫卡的7个故事,但也有人评论说:这就是香港的速食文化的典型,不在于挖掘卡夫卡背后的意味与当下的联系,而在于以娱乐和快餐的方式消费经典;《独坐婚姻介绍所》被称为男版的《20,30,40》,其直指现代人内心的脆弱与逃避感,“干净且深入人心”;《想死》中担任现场音乐,同时也是作为故事局外人的演员,留给观众很深的印象,但部分演员讲国语,部分演员讲粤语的状况还是在观感上产生了一点尴尬。但无论如何,观众仍比较认可这三部在思考方式和舞台运用上与大陆常见作品气息迥异的戏,更为重要的是,“都是关注人的作品”,且各有各自独特的艺术品位。另,城市当代舞蹈团是特别为上海世博设计创作节目的团体,《双城记》和《衣食住行》也受到媒体的关注。
但从交流的角度而言,香港艺术家与本地艺术家、本地观众的之间的互动并不多。一方面宣传的力度有限,与世博会其他方面的宣传,经常会在各大商场、地铁、公车和电视上滚动播放等不同,文艺方面的宣传并没有得到那么大的支持,有限的信息发布也常常会被淹没掉;另一方面,此次香港来沪的作品的演出场地比较少;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演出只是交流的其中一个途径而已,组织者还应建立更多的渠道来连结双方,尤其是戏剧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比如组织论坛、讲座、工作坊、学术讨论等等。而且,除了官方性质的活动以外,更应该开放空间给民间,让更多自发的、主动的、有愿望的互动得以成行,这也是或能产生更大串联和合作的基础。目前虽然我们有机会领略到香港艺术家的风采,但彼此仍感陌生,彼此的经验仍没有足够的渠道得以共享。这需要世博规划者对艺术与戏剧的理解,需要他们与香港及本地艺术家的沟通,了解彼此的需求和愿望,而不是仅仅制造一个繁忙的景象而已。
在如此繁忙的景象之外,作为上海非主流戏剧的精神根据地的下河迷仓却关起门来,里面尘土飞扬、敲敲打打。由于今年是世博之年,为避免超出“和谐”的举动,春节之后,就有各部门领导找到下河迷仓的仓主王景国,“希望”迷仓在世博期间“安分守己”。为让相关领导们放心,世博盛大开幕之际,下河迷仓却正内部装修,而迷仓每年要举办的戏剧节——[秋收季节]至今未对外发布任何启动信息。
但如果我没有记错,中央领导三番四次提到要发展、发扬、促进民间的文化、艺术。下河迷仓的活动,不都是在为上海长脸吗?难道又是某些领导们在大戏前的习惯性紧张?去年的[秋收季节——迷仓2009],在迷仓已联络到香港的好戏量剧团与台湾的沙拉肯跟剧团来沪演出、交流、工作坊及学术论坛活动之际,区市二级文广局、社团局、行政执法总队等政府主管部门一行十四人来到迷仓,告知戏剧节组委会三项违规:一.未报批的涉外演出(让人惊讶的是连香港的剧团都属于涉外);二.未报批的营业性演出(要知道此项戏剧节属完全非营利性运作,戏剧节没有任何的收入、支持、补助和赞助,相关所有工作人员均义务劳动,连手机费、车马费、餐费都由个人自理);三.营业演出内容未经报审(戏剧节实不在营业演出的范畴)。虽最后经过多次交涉,在请退香港和台湾剧团,所有演出内容呈送政府主管部门报备,每个作品在相关部门的全程监控中演出的情形下,戏剧节经过妥协还是得以进行。但从中,我们真感受到作为一介草民之艰难。
同样是去年,由张献发起的在CANART举办的“越界——欧亚当代剧场戏剧节”也被有关部门叫停。此戏剧节从2005年起,在每年的秋季举行,致力于推动欧亚两洲舞蹈剧场艺术的交流和发展,受到了圈内人的极大关注,引进的剧团和剧场工作者不乏有国际知名的团体和个人,如:阿努克.范.迪吉科、田中泯、凡.登.布鲁克、Kobalt Works舞蹈团、Angie Hiesl 和 Roland Kaiser等。对于相比国外戏剧视野要闭塞得多的上海而言,是一次民间主动走在官方之前、有国际格局、有美学诉求、有自发愿望的戏剧节,而且在整个戏剧节的运作过程中,没有任何政府的资金支持。但即便如此,仍被多次刁难。
如果是与官方邀请的演出呢?2008年,草台班的“个人创作社区表演计划”在演出前3天,接到长宁区图书馆馆长通知,原定在图书馆门口的户外演出被取消。该活动本是经长宁区图书馆馆长邀请和同意,作为馆长他应该非常清楚自己的权限和职责。但受到领导的压力之后,便将此事推委给长宁区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而该办公室认定草台班没有演出资质不可以演出。这些机构不仅出尔反尔,而且态度非常官僚和不负责任。所以草台班班长赵川建议大陆的戏剧人:“我们以后是否都要将民间演出都称为公开排练,以避免被肆意监管?”
天地良心!由于大陆文化体制的长期格局所致,对艺术家在身份、资质及表达言论上都设立诸多的限制,这些年虽稍有开放,但总体而言,政府仍颇为警惕。尤其在上海,据笔者观察,在文化管控上的乃全国最严。毛主席曾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里提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目前的相应法规,如国务院修改颁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文化部修订的《文化部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管理规定》,不但正扼杀自由创作和自由表达的更多可能,很大程度上更导致目前相关部门保守、不公、滞后、管而不理的现象。
那普通人的愿望、表达和思考,又应该在哪里得以伸张呢?幸好05年下河迷仓的成立,仓主王景国免费提供场地、灯光、道具等,让各个原创剧团有舞台可以使用、有机会可以做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业的戏剧演出。任何剧团无需向迷仓缴纳任何费用,同时迷仓也不向观众索取观戏费用。5年的积累,使上海的非主流戏剧得到了不小的发展,不少年轻艺术家渐渐成熟,创作出有独立精神和独立品格的作品。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与经济支持的自生自灭的状况下长出,但如今,政府仍对非主流文化、民间的自主创作进行压制,不由得让人怀疑其发展艺术、文化事业,加强中国软实力,让城市真正美好人们生活的诚意!
我坚决拥护“和谐社会”的愿景,又有哪一个百姓不对此向往呢?文艺的发展,亦是促进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不仅起到情绪上的疏导与缓冲作用,更通过艺术的批评与反省,又能更好的加快、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压制或奥运开幕式上的人肉LED似的集体操方式无益于真正和谐社会的诉求。
世博期间,剧目数量上的繁华,只感觉是又一个花篮工程,提供一个“我们很精彩,我们有文化”的假象。即没有真正开放环境和资源,也没有真正致力于文化艺术的普及、推广和培养。与此同时,这几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把文化产业等同于文化事业,把文化生意等同于文化生态的做法,其摇身一变的转换似是而非,让人深感积重难返的同时,更有一种悲哀之感。原先的文化管制,走到了需要文化体制改变的新时代,所使用的方式便是全部纳入到文化产业之中,各类创意园区、各种剧场纷纷建成,原有的公共资源又被转入政府管辖下的文化公司之中,而仍与普通人绝缘。公益资源究竟何在?何属?何用?挣白领们的钱,便可以塑造我国强大的软实力?如果说不愿意分享公益资源,那也罢了,至少请给自发性的文艺活动和空间,如下河迷仓,一条生路吧?
在下河迷仓的弄堂口,常年有个破户小店的“违章建筑”,其历史比迷仓更为悠久。据了解:店主老大爷已八十耄耋,为原国民党军炮兵团团长。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有功,归顺共产党。晚年正值改革开始时节,租赁这方屋隅做点小买卖。每逢拆除违章的城管来执法,均无奈老先生横杖怒颜与小店共存亡之气概……可今年春节过后,小店终究是没了,弄堂口反倒建了一个车辆检查护栏,一旁的围墙也一致染上的“世博灰”,陌生之感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