肢体•良心──评上海草台班的《世界工厂》

文:徐梦璐(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4年9月总第二期

《戏剧与影视评论》编者按
当今以“精品”“工程”“项目”“产业”为名的戏剧作品,演出说明书上的第一责任人往往是“策划”“出品”“监制”“指导”……在这些演出中,编剧、导演和演员成了权力和资本的工匠。而戏剧作品归根到底是艺术家个人的,所以田汉先生曾经坚定地主张在民间做戏剧的立场。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民间戏剧日渐活跃,所有这些民间戏剧作品无一例外都是艺术家的个人表述。上海的“草台班”已经存在十年了,他们最近演出的《世界工厂》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民间戏剧团体,他们拒绝演出的商业化运作,坚持肢体剧的形式,追求朴素的舞台风格,试图表达人道主义的良心。我们不知道“草台班”的未来,不知道它还能坚持多久,但是作为一种戏剧存在,我们觉得它比大多数耗资千万元制作的豪华戏剧“精品”更值得关注。

当你的价值变得像匿名者手中一撕即破的纸人般脆弱可笑,当雾霾、粉尘每日充塞着你的肺和毛孔,当你把自己的全部青春用来生产别人花5秒钟就可以丢弃掉的化妆品包装盒,当你的出生就注定着“留守”、父母的笑脸只存在在那几张少得可怜的照片里面,你迷茫苦涩,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认同,你质疑自己的存在,你发现自己原来早已被资本的迷墙抽象成了一双手,这是一双从两百多年前的曼彻斯特——在那儿发源了世界上最早的棉纺织大工业──诞生出来的属于流水线的手,这双手上布满了压榨、高强度、重复劳动带来的伤痕,你想要抽离,但却像套上安徒生童话中的红舞鞋般身不由己,你疲惫极了,更孤独极了,你无助地坐在舞台中间对着黑暗发问:“什么样的工厂,什么样的世界,有人挣到钱就行了吗?”

把眼光聚集到改革开放后大量崛起的打工族和流水线上的新工人身上,直面他们的情感与生活,这就是上海民间戏剧团体“草台班”在2014年带来的全新创作——《世界工厂》。

在演出环境上一向“不走寻常路”的主创们这次把演出地点定在了黄浦江边一间狭小的毛坯房内,它蜷缩在高档摩登的外滩美术馆深处,简陋得让人惊讶:交错复杂的管道和线路毫无掩饰地暴露在粗糙的墙面上,窗户全部被宽大的塑料挡板遮蔽,粗暴地隔绝了窗外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当首位演员戴着面具哼唱着蹿上台时,观众们才发现她头顶上的那三排惨淡的日光灯居然就是整部戏的主要光源之一。不是所有的戏剧演出都有必要描述演出环境,但在这个空间里你很难不接收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用意,对,这就是一间工厂车间。

头戴面具的女演员停止了哼唱和呓语,她扯出一串蓝色的纸人,和跳上场的X科院的社会学家一起,挑衅地将手中那些小人儿齐颈剪断,他们欢呼雀跃,庆祝着不堪重复劳动的工人们千奇百怪的自杀方式。拥挤狭窄的演出空间似乎有一种发酵氛围的奇效,这个怪诞的开场则是某种刺激性气体,它针刺般地挑拨着你的神经,激发出一种躁动着的不安全感。灯光转场,雾霾、治污、马克思、工业革命……一个个背景概念借助表演和投影铺陈开来,两个工人打扮的男演员放声歌唱,变换着手里“团结”、“加薪”、“反压迫”的标语牌,直至最终将文字切换为“我”,慢慢将剧情从群体的境遇引入个体状况。这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世界工厂》总算没有陷入廉价的宣泄和说教或是平面化的痛苦展览之中,而将重点落在流水线后那一个个被资本异化、反噬的活生生的人身上,深挖他们内心深处的孤独、矛盾和欲望。以段落组合的方式构成《世界工厂》的主体,让整出戏真正立了起来。

强调“肢体”是草台班表演风格的标签,而在《世界工厂》中,导演赵川将演员情绪的突破口统一在了肢体动作的重复和加速上。这种高强度的肢体运用,一方面迫使演员的身心同时受压,贴近人物身上逼近极限的绝望和无助;一方面又暗合了流水线上的工人重复劳动的疲乏和压抑,充满象征意味。全剧我最喜欢的一段表演是演员吴梦所呈现的,她以跳绳这一重复动作作为表演的支点,她用疲惫的声音诉说着她的头痛、她的背痛,她的痛苦是那么真切和具体,可这一切与庞大的生产线相比又是那么无力而不值一提。她讲的内容越私密,她的绳儿就摇得越快,当她的体力消耗到达极限时,那几近崩溃的喘息声仿佛终于在她的孤独上划开一道口子,浓稠的欲望从中倾泻而出。

此外,吴加闵所扮演的留守少年也值得一提。这个段落讲述他自己真实的故事,这给了他站上舞台的自信,而不断加速的大力踏步则是他释放孤独和压抑的手段。亲身经历的实感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演员表演经验上的不足,可总的来看,吴加闵的表演有时还是过于直白纯朴、声嘶力竭,反而削弱了情绪的厚度,但在这个段落最后,当他用四川方言讲自己的名字,报自己家的地址,拿出一张他和他父母在一起的真实照片的时候,那种绝望和真挚依旧直击人心。

优秀的戏剧作品都有一种特质,你可以活在它们里面,吸收它们,感知它们,而不仅仅是观察它们。在无实物的流水线上,《世界工厂》的演员们整齐地喊着口号,疯狂地重复着属于自己的手势。在“世界工厂”里,人存在的价值最终被资本物化成一双手,一双不停重复着“拧紧螺丝”、“绕一撮线”、“打孔”这样空洞流程的手。“Made in China”早已充斥全球市场,可这种超高速经济繁荣背后对人性和良知的挑战,却一直被视而不见,在主流戏剧市场的一片沉默中,草台班的主创们敢于替“富士康er”发声,他们的勇气守住了社会良心。演出最后,所有演员各自手持着蓝色纸人重新上场,导演赵川走入观众席,他猛地掀掉了遮蔽着窗户的一块块塑料挡板,那一瞬间,他高大得像一位英雄。而每位观众都像结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带来的犒赏,然后惊觉夜已深,自己马上就要汇入窗外那川流不息的人流当中,只是,心中既多了一份对那群挣扎在极限边缘的孤独人儿的惦念和思考,又多了一份对草台班的主创们——这群饱含人道主义理想的戏剧工作者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