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人都关心现实、愿意反思……

任明,2011年12月17日

12月 1 日晚,在上海可 · 当代艺术中心,我又一次观看了由“非职业”戏剧人组成的“草台班”的演出。这一次,是《小社会》第一卷、第二卷的合演。就我去年看过的《小社会第二卷》来说,这次演出在结构上精简了很多,然而更打动我的却是他们更早创作、我首次观看的《小社会第一卷》。
《小社会第一卷》以群像的方式,呈现了残疾人、乞丐、拾荒者、妓女的生活状态,表演极为生动感人。身为教师、设计师的范昊如以自己的伯伯为原型,表现了一个残疾人的寂寞与悲哀,如何被所有人忽略与舍弃;他还同时扮演了一个略有精神残疾的拾荒者,将拾荒者拾瓶子时的兴高采烈与幼时戴红领巾、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玩打仗游戏时的兴高采烈相对比,令人观之恻然。充满美好梦想的儿童最后变成为口袋里装满废瓶子而满足的成人,创作者的理想主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小社会》第一卷、第二卷中所满溢的,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伤感:我们的理想主义到哪里去了,我们如何看待这样逼仄的现实?只不过,这种对理想主义的追问,在第一卷中,表现为对残疾人、乞丐、拾荒者、妓女的同情与反躬自省,在第二卷中,则以《共产党宣言》为背景文本,表现为对理想主义消失的赤裸裸的追问。
这种追问,因为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与历史、现实太过复杂,令人有徒然怅惘却无从回答的感觉,因此,《小社会第二卷》的艺术感染力似乎没有第一卷强。然而,这也许更符合“草台班”打造社会剧场的企图。
社会剧场不就是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剧场中来,通过剧场、戏剧进行思考与反思吗?这种反思,在《小社会》第一卷、第二卷中,都是充沛而易感的。在《小社会第一卷》中,当我看到侯晴晖扮演的女乞丐拖着残疾的双腿,扬起一个破旧的奶锅,嘴里含混不清的叫着路人“阿……姨”的时候,我不禁为无法忍受这样的悲惨而流泪。
而天知道在风中、在雨中、在上下班的匆匆及逛街购物的畅快中,我多少次忽略了这样悲惨的存在。我告诉自己他们在演苦肉计。所有有关犯罪团伙操纵乞讨生意的说法更坚定了我“无视”的正确:他们是一种不自然的存在,不应该理会他们。
然而,如果我的同情心更丰沛一点,我就会看到这种“不自然的存在”下所隐藏的心酸。如果社会从根源上更公平一点,在保障上更健全一点,甚至在精神与文化上更向上、更能树立自尊心与自豪感一点,这些“不自然”也许就不必要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是以另一种更加平等、不那么令人困惑与抗拒的方式,譬如街头艺人或如西方的流浪汉。此刻,忍受着身体的苦难的乞讨者以一种赤裸裸的悲惨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本应该令我们感到羞耻而焦虑,而我们没有。我们因为无能与无力而自动屏蔽了自己的羞耻与焦虑。这个世界正在变得冷漠吗?侯晴晖缓慢、沉重的表演呼唤着我的良知,让我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是的,我们正在变得冷漠。
还有庾凯表演的妓女——她称自己为“女性工作者”。对于她们,我们只看到“无耻”与利益,而更根本的人性的悲哀,我们已无法感受到。就像,就算同情,我们又有谁会在同情的基础上与性工作者产生真正的友谊呢?庾凯在舞台上不断问自己的话,正是一系列“本该如此却又难以如此”的矛盾对答。妓女也是工作者,我应该可以和她成为朋友,可是我难以和她成为朋友。我应该回家,开个网吧;我难以回家,开个网吧。人性的同情与可悲之处,对我们现实的选择来说,早已不值一提,就像是暴发户不值一提的家史。
在第二卷中,“小社会”中的人物离我们渐近,也渐渐面目模糊。充满梦想的进城打工者、失望于今不如昔的“老革命”、为父亲的病而奔波焦灼着的儿子……这些人,因为离我们的生活与内心太近,反而不容易打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内心与现实中,我们都既是充满梦想的“进城打工者”,也是免不了要感叹“今不如昔”的充满失落的灵魂,更要为生活而奔波劳碌,不时感受到一些体制的荒诞,现实的泡沫。
因为是正在进行时,因为是自己的命运,谁都没办法看清,也几乎不愿意看到没有出路的“写实”。
那些黑色的泡沫,被疯子用语言所戳破,是我所不喜的地方。然而,整个《小社会第二卷》恰恰是以语言做指引的。好像创作者已经不耐于温情脉脉的刻画与感性,他/ 她要赤裸裸地表达自己,并且向观众发问:你怎么想?
面对这样的现实,你怎么想?如果进行这样思考与交流的人多起来,在我看来,不啻于国家与民族的幸事。
因为淡漠是半个死亡。一个国家,无法在淡漠中强盛起来。我真心希望像“草台班”这样的创作与交流多起来,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枯萎的乡村。